红四方面军是一个比较大的“山头”，毛主席建议在授衔时控制其数量。最终，元帅和大将分别只有1人代表四方面军，57位上将有10人来自鄂豫皖苏区。是否还有人有资格位列上将？
1955年评衔，最刺眼的地方不在战功表，在那张被反复压缩的名额表。
红四方面军旧部挤在上将这一层，很多名字都有来处，不能随手划掉。可名单只有那么宽。一个人往前挪，旁边就有另一个人被挡住。红一方面军要摆，红二方面军要摆，八路军、新四军、各野战军也要摆。
红四方面军块头大，老干部多，若按旧部情分放开，整张表都会倾斜。
毛主席建议控制红四方面军授衔数量，外人听着像一句冷话。
放到1955年的桌面上，它其实带着一种硬约束。红四方面军原本就是大队伍。1931年11月7日，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，徐向前任总指挥，陈昌浩任政治委员，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，兵力三万多人。这个起点很厚。厚到二十多年后，许多从鄂豫皖走出来的人，都能拿出一段够分量的老资格。
可老资格一多，评衔就变成了另一件事。它要问谁打过仗，也要问谁在什么位置上打过仗；要看红军时期站得多高，也要看抗战、解放战争、建国后有没有接住同样分量的岗位。有人早年高，后来转到院校、外交、后勤、政治工作；有人早年低，后来在野战军里冲到兵团、军区这一层。纸面上都叫贡献，分量却不一样。
徐向前进元帅，王树声进大将，红四方面军的头两层代表算是立住了。麻烦在上将层。到最终57名上将这个口径里，出自鄂豫皖苏区的有十人左右。这个比例不算低，可红四的家底太厚，十个名额落下来，仍然有人觉得不够。许世友、陈再道、陈锡联、王宏坤、洪学智这些名字往前一站，已经占住很大的空间。
后面的人再往前探一步，就会碰到一堆同样说得过去的理由。
倪志亮常被放进这个缝里。他在红四初建时做过师长，后来也担过方面军参谋长。单看早期位置，确实不轻。可评衔要看一整段军政位置。他后来的军队一线分量没有一直压到1955年前后，岗位转换也比较明显。给中将，没有把他早年资历看轻，那张表看的是整条军政路。
王近山又是另一种难处。他的战场名声太响，性子也硬，许多人记住的是他带兵冲杀的那股劲。若按战斗口碑，他当然够被拿出来议一议。可他的红军起点没那么高，高级指挥位置主要是在后来的战争里打出来的。1955年的军衔没有给战场名声单独开门。中将落在他身上，有人不平，也说得通。这种说得通，本身就让人憋气。
詹才芳也类似。他出自黄安，长期在红四系统里活动，后来到东北、到四野，也有军级岗位。这样的老底子，拿出来并不虚。可红四旧部已经有一批人进入上将层，同一来源再往上加，就要碰到系统平衡。1955年评衔没有给一个老根据地排座次，也没有给一群老战友补情分。它要把各路军队捏成一个统一军阶。捏得太松，旧山头露出来；捏得太紧，又会夹住一些人的手指。
还有一层更不显眼。上将给前线主官，也给政治工作、后勤、总部系统留位置。红四出来的人里面，洪学智、周纯全这样的干部，后来承担的早已越过带一个军冲锋的层面。名单要照顾作战，也要照顾一支军队能不能运转。这样一算，纯靠早年资格和战场名气往前挤的人，空间又少了一截。它不给某个来源系统单独留席，也不会把一个人的最高时刻摘出来单独称重。很多争议，就卡在这种称重方式里。
王建安的补授，最能看出这道缝。1955年他没有进入上将名单，1956年补授。王建安是黄安人，参加过黄麻起义，解放战争任过兵团司令员，入朝后又任第九兵团司令员。这样的分量还晚了一年，边界就摆在那里了。边界有弹性，可弹性很小。它能给王建安开一次口，不能把红四旧部里所有争议名字都带进去。
若问红四方面军旧部里还有没有上将资格的人，有。倪志亮、王近山、詹才芳这类人，都有自己的根。他们的早年位置、战场经历、老区根脉，各有可以摆上桌的部分。可若问这些资格能不能必然换成上将肩章，就没有那么直。
军衔有等级，有制度安排，也带着人事取舍。
红四方面军的旧部，到了1955年已经不再只归在红四这一条线上。有人在华东，有人在中原，有人在东北，有人在总部和军区。旧日同一支队伍里的人，被不同战区、不同岗位、不同职级重新切开。到了评衔桌上，谁也不能只带着七里坪的来处进去。早年的红旗还在远处，桌面上压着的是现成的名额。
王建安的名字隔一年补了上去。
名单多出一行，别的名字仍停在原处。那些人没有消失，他们只是留在中将栏里，和早年的师长、团长、纵队司令这些身份隔着一层纸。
纸很薄，压下来又很硬，翻动时没有声音，也不好躲。那一栏仍旧安静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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